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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文翰藝術專欄
        余燼猶溫:從黃永砯到陳界仁的映射
        2014-06-24 10:28:49
        聲明:本文為99藝術網特約專欄文章,未經協議授權,請勿轉載使用。

        陳界仁的作品《殘響世界》


        以下所言并非是對比,而是試圖在同一個展覽中揭示、發現、建構更豐富的映射關系,分裂、組合、臆想出更多的“話語叢”及“交叉小徑”。


        “太平廣記”展覽中,我最初注意的是陳界仁的作品《殘響世界》——源于臺北麻風病人居住的“樂生療養院”拆遷事件,他以四屏幕影像“召喚”陪護、院民、大陸看護工、虛擬主角對此進行回顧和講述。這一拆遷事件引發的社會運動的形態、陳界仁的藝術作品的結構形式、以及這一作品在北京紅磚美術館的呈現、接受、傳播形式,足以從“對位”、“排演”和“召喚”等虛實相生的操作和效果方面進行深入思考。恰好,隨后我就看到黃永砯的作品《三摞,一堆,一攤》以及他對作品概念的簡短說明。他說最初想展自己1997年在法國創作的作品《羊禍》——針對當時歐洲“瘋牛病爆發”的“現狀”,揭示“人吃牛—牛吃羊(歐洲部分農場以羊骨磨成的粉作為飼料)—羊吃人(羊作為病原?我甚至想到英國工業革命早期“圈地運動”中“羊吃人”的典故)”的隱蔽結構,后來則根據自己在中國看到的現實場景——有養豬場用假的“新西蘭純牛奶”喂豬,晚上把牛奶紙盒燒成錚亮的灰燼——創作了這一更有現實針對性的新作。


        相比之下,《羊禍》至少在表面上形成了一個閉合的映射結構,而新作是松散的映射關系:人吃豬、人也吃假牛奶、豬也吃假牛奶(這仍然可以聯想到中國的教科書上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經典描述,上面說資本家為了追求利潤寧愿把“過剩的牛奶”倒入河流,而在現今的中國,資本家為了追求利潤制造假牛奶,養豬場主為了追求利潤給豬吃假牛奶,或者,并不是假牛奶,而真的進口牛奶但是過期了,而中國的資本家無疑要比把牛奶倒入河流的外國前輩更功利,乃至處于犯罪的程度?),人還把豬吃的假牛奶的盒子燒毀以湮滅證據。


        黃永砯的作品《三摞,一堆,一攤》


        牛奶盒燒毀后的紙灰,拆遷后的建筑廢墟,這都是人類消耗之后的剩余之物、廢棄之物,正是這些“邊緣性的關鍵詞”讓黃永砯與陳界仁的作品瞬間對我施加了感性的沖擊,接下來,還從中深揪出了“拆遷”和“食品、衛生、環境和健康”這兩個中國人正在卷入其中的社會大議題。盡管他們兩位的創作路徑似乎相距甚遠,黃像是遠遠站在一邊的旁觀者,習慣用作品之“象”和文字之“昧”造成虛實回環之寓言,揭示隱微;而陳界仁則是不折不扣的研究者、制作人和攝像師,他致力于對事件的再結構和再敘事,以新的“聲調”和“視覺”召喚新的介入。


        正如福柯曾在《瘋癲與文明》中揭示的,對麻風病人的隔離和治療是“文明的產物”——或者說知識/權力體系形塑、擴張的結果。樂生療養院是1929年日據政府為強制收容麻瘋病(又稱癩病、漢生病)患者而設——早年麻瘋病被誤認為無藥可治且可傳染的瘟疫,所以官方醫療體系遵循1897年在德國柏林舉行“第一屆國際麻風病會議”(The First International Leprosy Conference, Berlin, )的建議,采行“強制收容,絕對隔離”政策。后來治療藥物發明,患者不再需要強制隔離,樂生的病人才逐年減少,到1954年樂生也開放讓院民回家,但是仍有部分院民不愿離開或者因為無處可去而在此生活。2002年政府將所在土地大部轉售于建設臺北捷運新莊機廠并為現存院民建設新院區,2002年引發學生、學者、律師、文化工作者等參與的“樂生保留運動”,要求保留部分古建筑和院民居住權力,目前部分院民仍然居住于殘余的舊院區。


        如此,早期的“公共衛生議題”淡化以后,這一老舊療養院在臺北捷運建設的都市改造計劃——這可以說是資本/權力體系的擴張——中成為新的待解決的“邊角問題”。而陳界仁就此進行的創作及其展示形態則將這一“廢墟”置入雙重的嵌套式映射關系之中:早期資本主義知識/權力擴張歷史中的療養院——進入晚期資本主義的資本/權力擴張現場的療養院與院民——社會運動中多種視角下的療養院與院民,而且晚期資本主義環境下衍生出新的角色、社會運動參與者都開始從不同視角、利益開始對這一“廢墟空間”和“邊緣人物”進行闡釋,這是第一種映射關系。第二種映射關系就是“北京的觀眾看陳界仁的作品——陳界仁看樂生保育院的社運事件——社運事件中的樂生保育院和院民”,這是一個依賴于當今的藝術生產和流通體制的映射關系。


        有趣的是這兩種設映射關系在這次北京的展覽里再次交叉嵌套,即北京觀眾可以看到陳界仁的作品正因為中國很大程度上也嵌入了晚期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之中,當代藝術因此也才得以在中國生根發芽并進入全球市場。如此,或許可以說,社會運動關聯的話題、藝術展覽關聯的話題是晚期資本主義內在的自反性(institutional reflexivity )的一部分?如是,那陳界仁先生正在進行的批判性論述——以視覺作品的形式——自然可以說是晚期資本主義的“擴大了正常現狀”,它們主要的運作平臺是當代藝術體系、當代學院左派和學術批評流通體系。


        如果說陳界仁是把“廢墟”、“廢人”進行新的連接和重構敘事來“召喚”新的參與,就想在廢墟里點燃一團火,火苗映出參與者、圍觀者的影子并勾起別人的新想象,那黃永砯就是從社會現場抽取現成物來呈示火堆熄滅、坍塌、疊合之后的“殘象”,這是“物盡其用”之后的“余燼”。《三摞,一堆,一攤》揭示的是全民關注的“食品、衛生、環境和健康”議題中的一個“犯罪現場”,可以和“三聚氰胺奶粉”、“蘇丹紅辣椒”、“紙包子”之類案例并稱。值得追問的是,這一“犯罪現場”到底是中國特殊的資本/知識/社會治理機制導致的“絕對反常現象”?還是也可以在其他國家找到類似案例的“邊緣現象”?它與歐洲發生的瘋牛病案例是質的差別還是量的差別?如果是一種質的差別,可否引申為,這或許也是新左派學者期盼的“異質現代性”或者“另一種可能”?


        與食品安全、環境方面的案例類似,比起中國一系列血淋淋的拆遷案例,陳界仁提供的臺灣案例顯得“非常正常和溫和”,由此我們可以說臺灣社會是一個“正常資本主義社會”,人們得以在網絡、在媒體、在藝術上進行表述、抗爭是一種資本主義的內在正向反饋?是被納入正常語態的抵抗話語?這種機制同時在產生/剝離這種抵抗的力量,從而構成一個正常的社會運動景觀?我也注意到相比“樂生保留運動”,近年來臺灣社會運動出現了新的集結方式和傳播方式,類似“占領立法院”這樣與主流傳播裝置、政治角力有關的話題上才能獲得瞬間關注度,并無可避免的參與到政治力量的博弈中,這是中國的社會運動的未來走向嗎?因為類似的,有關食品、環境、公共衛生的“健康環保議題”在最近幾年成為社會運動的啟動因素,出現了諸如反對PX化工廠建設、議論PM2.5污染等,都分別形成了不同的社會行動和微博上的輿論壓力,社會力量的參與也非常多元化。中國內地的社會運動機制將以怎樣的結構形塑接下來的形態,臺灣模式是方向還是多種方向中的一個?


        在紅磚美術館這一藝術性的幽閉空間中——這可否看作是類似療養院的“隔離空間”——中,陳界仁作品的召喚力量出現了怎樣的衰減和變異值得給予更深入的研究。我想,他重構的影像和言語敘事也會隨著時間、空間的變化而逐漸的裂解、降溫、坍塌,比如說在臺灣燃燒時還有70度的話,在內地衰減了40度,成為劫后余灰,或還要混雜更多的裝修余燼、批評話語余燼。所幸,在某種機緣下它們仍然有著被重新點燃的可能性,或者就算讓風吹散了,也可以成為風向的微弱示意、幾段故事的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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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文翰

        周文翰,文化產業與藝術產業研究和咨詢專家,藝術評論作者,策劃人,英國融時報ft中文網專欄作家。

        2002-2003年擔任《財經時報》文化記者,2003-2008年擔任《新京報》藝術記者,后出國旅行兩年考察亞歐文物古跡和當代文化現象,2010年底回國從事文化產業和藝術產業發展研究和咨詢工作。長期為經濟觀察報、新京報、金融時報ft中文網、臺北《藝術家》月刊、吉隆坡《亞洲眼》月刊、柏林《TAZ》日報等國內外媒體撰寫文化、藝術、建筑方面的專欄、評論、分析文章等,亦曾策劃多項融合藝術、設計等跨界元素的創新藝術展覽和活動。2010年出版建筑散文集《廢墟之美——歐亞大陸上的建筑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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