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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雙舟藝術專欄
        劉雙舟:我們應該怎樣完善國家文物優先購買權制度
        2015-07-01 11:42:39
        聲明:本文為99藝術網特約專欄文章,未經協議授權,請勿轉載使用。

        2002年,國家采用“指定拍賣”形式,讓一家文物收藏機構作為唯一的競拍者,以2999萬元的高價收購北宋大書法家米芾的《研山銘》

         

        在文物拍賣中,國家對珍貴文物享有優先購買權。但是這一制度始終未得到應有的完善。2015年4月24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通過了對《文物保護法》的修訂,但是該次修訂并未涉及到國家文物優先購買權問題。本文就如何完善這一制度,談談自己的粗淺認識,供大家批評與討論。

         

        一、國家取得民間私有文物政策的演變

         

        我國《文物保護法》是1982年制定實施的。在此之前,文物保護的法律依據是國務院1961年頒布的《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當時國家取得民間文物的政策是“國家主動調查搜集散存的文物”,同時鼓勵民間向國家積極捐獻,對捐獻重要文物的單位或人員給予表揚或者適當的物質獎勵。

         

        自1982年頒布實施至今,《文物保護法》已被先后修訂了4次,分別是1991年、2002年、2007年和2015年。這30多年間,國家對民間私有文物的取得方式經歷了由“指定單位收購”向“指定單位優先購買”的演變。這一演變的分界線是2002年。

         

        1982年至2002年實行“指定單位收購”。1982年《文物保護法》第24條規定,“私人收藏的文物可以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門指定的單位收購,其他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經營文物收購業務。”1991年修訂后的《文物保護法》第24條做了同樣的規定。

         

        2002年至今實行“指定單位優先購買”。2002年修訂后的《文物保護法》第58條規定,“文物行政部門在審核擬拍賣的文物時,可以指定國有文物收藏單位優先購買其中的珍貴文物。購買價格由文物收藏單位的代表與文物的委托人協商確定。”2007年修訂的《文物保護法》第58條維持了這一規定。

         

        二、拍賣中國家文物優先購買權制度模式及利弊分析

         

        自2002年至今,文物拍賣實踐中,國家對擬拍賣文物行使優先購買權的模式具體表現為“拍前協商”、“拍中定向”和“拍后先得”三種模式。

         

        拍前協商模式由2002年《文物保護法》第58條確立。該條規定,“文物行政部門在審核擬拍賣的文物時,可以指定國有文物收藏單位優先購買其中的珍貴文物。購買價格由文物收藏單位的代表與文物的委托人協商確定。”2007年《文物保護法》第58條再次重審這種模式。這一種模式的優勢是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劣勢是文物收藏單位與文物委托人可能就價格問題無法達成一致,導致國家優先購買權事實上無法行使。

         

        索靖書《出師頌》卷,紙本,章草書,縱21.2cm,橫127.8cm

         

        拍中定向模式由國家文物局2003年《文物拍賣管理暫行規定》第16條創設。該條規定,“國家文物局和省、自治權、直轄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門可以要求拍賣企業對拍賣標的中具有特別重要歷史、科學、藝術價值的文物定向拍賣,競買人范圍限于國有文物收藏單位”。2002年,國家采用“指定拍賣”形式,讓一家文物收藏機構作為唯一的競拍者,以2999萬元的高價收購北宋大書法家米芾的《研山銘》。業界不僅對此次政府有關部門成為拍賣過程中唯一的競買人頗有爭議,而且對收購價格也持不同意見,拍賣成了走過場。繼收購米芾《研山銘》后,2003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行使優先購買權,以2200萬元提前收購了晉索靖《出師頌》。這一舉措也被業內人士認為是“缺乏競爭機制,影響文物實現其應有的價值”。甚至有輿論指責此舉有偷換“優先購買權”概念之嫌。正是因為2002年文物保護法第58條所確定的模式缺乏可操作性,才有了2003年這第二種模式;這種模式的優勢是明確了優先購買權在拍賣中行使,而不是在拍賣前行使;其劣勢是由于采用定向拍賣,限制了競買人的范圍,競價不夠充分,甚至無法達到競價條件,其結果可能違反拍賣法,同時對委托人權益保障力度不夠。《研山銘》、《出師頌》的“私訂終身”所引來的特別關注和爭議,也給有關部門和文博機構出了難題。

         

        拍后先得模式由“中國嘉德2009春季拍賣會古籍善本專場”第2833號拍品“陳獨秀等致胡適信札”案例首創。按照該模式,拍賣前由文物行政部門決定拍賣成交后由國家文物收藏單位以拍賣成交價優先購買被拍賣的珍貴文物。2012年“過云樓拍賣”中國家優先購買權的模式就屬于“拍后先得模式”。這種模式的優勢是競買人的范圍不受限制,理論上可以提高競價的效率。其劣勢是: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剝奪了買受人再次競價的資格,導致競價不充分;在某種程度上可能侵害委托人的利益。

         

        三、完善國家文物優先購買權制度的幾點建議

         

        國家文物優先購買權制度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珍貴文物”的標準不明確,認定的隨意性較大;行使優先購買權的程序不明確,秩序混亂,使拍賣企業無所適從;行使“指定權”的主體及權限不明確,可能導致多頭行政;立法滯后,法律的修訂落后于拍賣實踐和文物拍賣市場的發展程度。

         

        2015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文物保護法》和《拍賣法》進行了修訂,但是這次修訂僅僅是為了配合國務院行政體制改革作出的“細微”調整,對包括國家文物優先購買權在內的文物保護制度中存在的主要問題都為觸及。應當借鑒國外經驗和國內非文物拍賣中優先購買權的模式,盡快全面《文物保護法》、《拍賣法》以及2003年7月1日起施行的《文物保護法實施條例》,明確國家文物優先購買權的形式程序和方式。

         

        具體完善建議是:賦予所有國有文物收藏單位優先購買權;實行名冊制度,國有文物收藏單位的資質和名單由國家文物局定期審核并公布;拍賣前,由行使審核權的文物行政部門確定是否屬于珍貴文物,拍賣企業在圖錄中予以標明;所有國有文物收藏單位自愿報名取得競買人資格,報名條件與一般競買人相同,并在拍賣中行使優先購買權;拍賣企業為享有優先購買權的競買人發放特殊號牌,拍賣中一律采用“跟價式”行使優先購買權;在最高競價出現時,如有多個優先購買權人同時要求行使優先購買權,可以依據拍賣公司公布的規則采用定向競價或抽簽的方式確定優先購買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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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雙舟

        劉雙舟,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副院長、碩士生導師、律師。中央財經大學拍賣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出版的拍賣著作有:《拍賣法案例分析教程》、《拍賣經濟學教程》、《拍賣基礎教程》、《中國拍賣制度研究》、《拍賣法原理》、《企業經營法規解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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